祖上资料

暨南大学第一批华侨学生是由谁率领回来的

在南海之滨的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广州的东郊，有一处层楼高耸馆舍参差的现代化建筑群。在这建筑群中，有气势雄伟的教学大楼，有结构玲珑的图书馆，有设备先进规模宏大的附属医院，有簾幙重垂鳞次栉比的寄宿舍，有由全体师生员工冒着寒风酷暑开辟出来的人工湖，周围植柳，中间设亭，亭柱朱色，与沿岸绿色的垂柳相互掩映，东方庭院色彩的情趣盎然。遐时轻舟一叶，泛棹于红亭绿柳之间，犹如置身于西湖碧波之中，顿消俗尘万斗。还有更使人感到别致的，就是在十年动乱前，在这里可以听到清脆的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如马来语、泰语、印尼语、缅甸语、越南语等等。如果当时想开设一间东南亚语言学校，我看它所需要的师资是完全可以由这里供给的。——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就是在我国历史最久，声华遍海内外的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原本不是在广州，而是在上海，但也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南京。如果把它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它的成长过程，就是生于南京、。长于上海、最后安家落户于广州。但在这个过程中。又经历了许多挫折的坚强巨人。或者说他是倒下了几次，又重新站起来了几次，而每站起来一次，又强大一次的神奇不倒翁。现在且看看他这个过程。这个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间的华侨学堂（当时称暨南学堂，不称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是在迁往上海之后才改称的），于1907年诞生于南京薛家巷，诞生后只5年，学生人数就由几十人增加到二百余人，在侨生回国风气初开之际，能有这样的发展，不能不说成绩是很大的。可是，就在这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兵荒马乱，师生各自星散，因而这间唯一的侨校便于无形之中解了体。这是第一次的挫折，也就是第一次的倒下。后来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教育部才规划恢复。为了适应当时时势和华侨的需要，学制和科系都作了多次的更改。如设商业和师范两科，与东南大学共设商科大学，成立女子部等。地点亦由南京逐渐转移到上海，最后终于在上海真茹那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建筑起既有教学大楼图书馆又有饭堂和宿舍的，颇为壮观的新校舍。1927年正式改名为暨南大学。设大学和中学部，并大力扩充校舍和体育场。一时声誉鹊起，侨生云集。学生人数（包括中学）达千余人，侨生居其大半。不过正在此欣欣向荣之际，忽又碰上了八一三事变，在在这次事变中，惨淡经营二十年的辉煌校舍，全部被日寇炮火化为灰烬。从此，暨大元气大伤，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大学的物质条件，至抗战胜利后，学生由内地搬回上海时，不得不东拼西凑一些教室和宿舍，临时应付。到了49年，又因数次被合并而停办，这是第二次的挫折，也就是第二次的倒下。1958年，在党的关怀和侨领的支持下，于广州石牌重新建立暨南大学。招生以侨生为主，国内生为辅，海外侨生闻风负笈而来者极众。其中尤以东南亚侨生为最多，不数年间，学生人数达到了二千多人，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可谓盛极一时。但是，又谁能料到这个在党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当时唯一的华侨最高学府，在十年动乱期间，又竟被勒令取消了。这是第三次挫折，也就是第三次的倒下。现在的暨南大学，是四人帮倒台后，在廖公承志亲自主持下在原地复办的。这次的复办，增加了一个医学院，规模更加扩大了，真是每站起一次，又壮大一次。

暨大的创办人是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也就是1911年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新军刺杀的端方。他是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在满洲官僚中，他是一个头脑比较开明的人，也是建议清皇室采用君主立宪的首要人物。喜欢办学和交结文士，嗜金石书画，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等书。暨南学堂是他奏请开设的。按照侨生程度不同，分成中学及高等小学两级上课。定额为五百名。端方在南京时，除办学外，还推行了其他一些的所谓“新政”。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等等。故在清朝官吏中颇负盛名。

正如上面所说，暨南学堂学生最初只有三十余人，这三十余人是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吧城（即今雅加达），同一间学校——中华学堂。因此，可以这样说，雅加达是华侨子弟回国就学的发祥地，中华学堂是输送侨生回国就学的第一间学校，而率领这批侨生回国就学的人，就是开侨生回国就学之先河的带头人。我国有华侨学生，是从此时此地此校开始的。中华学堂成立于1901年，是印尼华侨教育史上的学校嚆矢。自此之后，印尼的华校，竟达数百所之多。回忆当其成立之时，国内科举制度还很盛行（科举制度废于1906年），其势力且成为推行新学的主要障碍。在这样的形势下，该校的创办人，不把它创办成为以考取功名为目的的书院之类的学校，而是把它办成向西方学习的新式学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他们思想的进步和对教育潮流趋势认识的深远。还有旅居爪哇的华侨，主要是闽粤两省的人，他们方言各异，但他们一开始办学，就不以地域方言之故而各自办学，而是共同合办以国语为共同语言的新式学校。这种打破地方观念，高举中华民族大旗，共同团结办学的精神，至今仍有很大的学习价值，这是令人景仰不止的。

暨南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共三十余人，全部是吧城中华学堂的学生，即如上述。但他们回国时不是全部一起回国的，而是分成两组先后回国的。第一组，二十一人由清政府派往南洋的视学员——知府钱恂和举人董鸿伟率领回国的。到了南京后，端方亲自接见并拍照纪念，现此照片尚可在某些文献中看得见。土改前我家亦有此照片。第二组学生十一（注①）人，是由当时侨领潘立斋（我的父亲）、梁映堂率领回国的。他们两人都是中华会馆和中华学堂创办人之一，也都担任过吧城总商会会长。1927年，我父亲去世时，中华总商会曾为他下半旗致哀。他们率学生回国时，道经香港，住宿在我族兄潘祥初（注②）开设的商店——万通安记。万通安记是采办广州、佛山、汕头等地货物运往南洋各埠销售的出口庄。兼营汇兑和旅店业。为梅县地区人出外谋生和回国探亲的集散场所。当时适台湾抗日义军领袖、近代的爱国大诗人丘逢甲亦下榻该处，他看见我父亲和梁映堂在港，共照了一张相片，并提笔在上面写了一首诗：“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时领袖人。”到南京之后，端方以他们是侨领而且是率领侨生回国的首批侨领，礼遇颇周，当然是一再笼络。他赠送了约有二十寸大小的相片一张给我的父亲，并附有上下款。上款是“立斋贤兄惠存”，下款是“弟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赠”。端方这张照片，穿的是新式军服，面方额阔，鼻略小但端正。双目细而长，细到几乎看不到目瞳。完全可以说是一双眯凤眼。记得有一次，有个小学教师到我家来玩，看见端方的相，对我大哥说，端方的相，差就差在一双眼，否则不至于如此下场。当时我不解其故，后来我问大哥，他才告诉我端方被杀的故事。端方还赠我父亲一对对联和一幅匾额。匾额是“忠孝传家”，对联是“梯行不隔朝天路，霄汉常悬捧日心。”亦有上下款，唯下款不见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字样。这幅对联用处很明显，就是要华侨多回国朝圣，永远拥护满清皇帝。除端方外，陈伯陶亦有一张六寸大小的相片赠给我父亲。他穿的是满清官服。日字脸。脸胖鼻圆，年龄似比端方大。相片上亦有上下款，上款是“立斋公先生惠存”，下款是“弟江宁提学陈伯陶赠”。

以上的相片和对联等，在我家一直分别保存到土改和“文革”时期，相片在土改时家人恐以封建大官僚相片之故受连累，而将之撕毁掉了。对联等则在“文革”破四旧之时，也因家人恐受连累之故和其他三大箱名人字画一起当作釜底之薪而烧掉了。

我有一个哥哥潘奋南是当时暨南学堂的学生，据他回忆说，端方待他们很好，那时明孝陵一带住的是旗人（可能是驻军），汉人经过时常受他们的揶揄或刁难，而华侨学生，多数带有小鸟枪回国。假日时常外出打鸟。端方恐满人对他们生事；於是特对侨生每人发白扇一把，并告诉他们说，如果那里的人（指明孝陵一带的旗人）敢欺负你们，你们就用这扇去打他，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们了。潘奋南离开暨南学堂后，就读于香港，后往南洋从商，做过中华会馆董事，后又赴日学军事。抗战胜利后，被派往沃门任接收员。47年退役，病故于南洋。现省政协和省参议室尚有许多他的故旧。

注①：此次回国人数，据《梁君锡六代联辉别记》为“十余人”，据《潘立斋先生荣哀录》为“百余人”，此“百余人”应为误书。

注②：潘祥初和丘逢甲为金兰兄弟《领云海日楼诗抄》中有咏潘祥初诗一首，即为此人。

参考文献

《吧城中华会馆四十周年纪念刊》

《潘立斋先生荣哀录》

《梁君锡佑六代联辉别记》

《清史稿·端方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三学校考二十侨民》

{潘立斋之子经济学家潘汝瑶撰}

附照9、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