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资料

潘立斋先生事略

潘立斋先生，梅县南口寺前村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卒于民国15年(1926)，享年73岁。

父国文公，母邓太夫人。兄弟四人，先生居其次。幼年以家贫寄读于舅父家，舅父为当时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塾师。年十三因家中变故，辍学奔丧，家居二年，复往舅父家继续学业。喜《左传》，工书法，善刻印，常制百印图悬挂于家中。年十九以家境日非，为谋求升斗计，不得不再度辍学，橐笔于琼州，羊城和梧州等地，为书傭或刻印以自给。时距鸦片战争事已三十余年，海运大开，国人远赴东南亚或美洲、非洲等地谋生者日众。加之为书傭，刻印所得之资，远不足以养母赡家。于是先生慨然兴远适异国谋求进取之志。乃归家禀命萱堂并得舅父之资助，毅然乘木船南渡爪哇吧城（现今之雅加达）。初为人店傭，以勤朴诚信深受店东和环近店邻的信任与赞许。所以当先生辞去店职，独立自营小商时，在组织货源方面，能得到很多的便利。在这期间，认识了一位松口龙牙人萧郁斋先生。两人意气相投，互认为对方可靠，于是两人共同合资开设“增兴号”于吧城大港唇。此为先生事业起飞的始点。与此同时先生又鉴于香港为中外交通的枢纽，是国货和外国货物的集散地，与南洋关系至钜，因而又和其堂侄潘祥初合资开办一间兼营出口、汇兑和旅店三业的商号——万通安记于香港。随着业务日有进展，不久，又设增兴分号于泗水并组织纶昌号于吧城。此后，逐步扩大其投资范围。如吧城的兴隆、阜通、远通；孟加锡的兴昌；三吧冷的汇群；日本的广兴昌；澳门的同昌等，莫不有其资本的参加。商业网扩大了，先生的声望也跟着日益显著。由是被公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当1926年先生去世时，吧城的总商会还为他下半旗致哀。

先生不单是企业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一方面锐意于其本身经济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十分热衷于华侨的团结互助和教育两大事业，并在这两大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拓荒者的贡献。这是先生和一般商人不同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末叶，华侨在印尼的人数日益众多。经济势力亦空前高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华人有举足轻重之势。但人数虽众却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华侨社会犹如一个毫无组织的散漫群体。而在这个集合体中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他们操当地语言，穿当地衣服，和祖国的文化相隔绝。国家民族的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占不了多少位置。这种状况对于共同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发展华人经济、开发华人智力、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培养华侨青年爱祖国爱民族的观念，是十分不利的。面对这种现象，能兴起高度警惕并图谋将它改变的人并不多，先后约有八、九人。先生是其中最先的倡导者之一。 他们的主要方法有三：一是统一思想，大家都打破地方观念，高举民族大旗，以中华民族为出发点商议一切问题；二是搞好华人团结；三是兴办教育。

关于华人团结方面，他们于1900年成立中华会馆。这个会馆是把一群散漫无组织状态的华人，集中于中华民族大旗下的一个总机关。它为全体华人提供了一个联络感情、互通声气、互相帮助、共同谋求维护华侨合法权益，共同谋求改变华侨文化教育落后状况以及进行救灾恤贫等活动的总场所。这个会馆一成立，各埠华人皆争先仿效，成立当地的中华会馆，于是全印尼华人皆能通过这些会馆而互通声气，和互相促进。过去那种毫无组织的散漫的华人社会，至此顿然面貌为之一新。

关于教育方面。在中华会馆成立后的翌年（1901年），即开设了一间中华学堂。这间学堂的创办在当时来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第一，这间学堂是一间向西方学习的的新制学堂，和旧式以考取功名为目的的书院不同。创办人如果不熟悉世界社会潮流的趋势，没有改革的维新思想是不敢作此尝试的。第二，这间学堂是统一用国语教学的。创办人如果没有民族思想不敢打破狭隘的封建地方观念，也是办不起来的。第三，这间学校的成立，是改变华人社会文化落后面貌的关键一着。它是印尼华人学校的蒿矢。自它成立之后，华人社会的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到三十年代华校竟达数百所之多。由此可知，当时成立这间学校的重大意义。所以，除非不谈印尼华人教育史则已，如谈印尼华人教育史则追史溯源，必以此校为鼻祖。同样的道理，除非不谈印尼华人教育的拓荒者则已，如谈及印尼华人教育的拓荒者则必溯及当时成立中华会馆的几位闽粤侨领。先生是这些拓荒者中的最初的一个。 大家知道，维持学校最重要的是常年不断增加的经费。先生对此毫无吝啬地倾力支持。从创办之日起。直到1927年的二十余年间，都是该校的主要财政支持者。

先生对于印尼华侨子弟的关心，还不止于办学校，而且还有一个创举，至今犹为人们所乐道：他曾于1907年亲率暨南大学的头一批侨生回南京就读。这件事情，说明先生不仅是中华会馆和中华学堂的始创人之一，而且是在侨领中开华侨子弟回国就学先河的第一人。事情是这样的：1907年，前清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设立了一间专门培养侨生的暨南学堂（即今暨南大学的前身），向印尼招生，共31人，这31人是暨南大学第一批学生。南洋华侨子弟回国就学、接受祖国文化教育，就是从这31人开始的。他们分两批回国，第一批由清政府派往南洋的视学员——知府钱恂和举人董鸿纬率领回国。第二批10人是由先生领衔，偕同松口人梁映堂率领回国的。回国时，道经香港，寓于万通安记商店。是时适台湾抗日义军领袖，近代的爱国大诗人丘逢甲亦下榻该处。他与先生和梁映堂相谈甚欢，一起合照，并在照片上写下了一首诗：“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年领袖人”。到了南京，端方以先生是领衔率领学生回国的侨领之故，礼遇颇周，赠送了约有十二寸大小的相片一张给先生，并附有上下款。上款是“立斋尊兄惠存”，下款是“弟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赠”。（端方这张照片，穿的是新式军服，面方额阔，鼻略小而端正，双目长而细），还赠送先生一副对联和一幅匾额。匾额是“忠孝传家”，对联是“梯航不隔朝天路，霄汉常悬捧日心”。这幅对联的用意是希望华侨多回国朝圣，报效国家。当时赠送相片给先生的，除端方外尚有提学使陈伯陶。照片上也有上下款，上款是：“立斋仁兄先生惠存”，下款是“弟江宁提学使陈伯陶赠”。

由于先生幼年寄读于舅父家，深知乡下无校之苦，于是当他经济略有成就时，即与其堂侄潘祥初在家乡共建一所“毅成公家塾”于上新屋神墩下（即今安仁之前身）。毅成公是先生的祖父，祥初的曾祖父，以其为校名是出自纪念之意。至于“家塾”二字，实际上则并非“家塾”，而是向邻近各族开放的一所新式学校。此校建成于1902年，是全梅县最先建立的一所新式小学。建成后，一切办学经费，概由先生叔侄两家共同负担。一直到1927年以后，始以家道中落而停止支援。 先生在家乡办学同时，极注意于扶掖后进。或带往南洋学习经商，或派往日本和羊城学习工艺（主要是纺织），后来在这些人中间成为巨富者甚众。所以南口潘族在解放前颇有富乡之称，皆先生之力也。1924年先生八旬开一，由于上述之故，以其堂侄潘君勉（旅港嘉属商会第一任正会长）为首，倡议印尼各地、日本和港澳潘姓叔侄，共醵巨金以为先生祝寿。先生以马齿虽增，但对于社会无所贡献、不敢縻费诸侄的有用金钱为辞，将之婉却。经固请，始建议将此项醵金作为建造新校之用，现在南口圩岗上的安仁学校的老楼，就是用这项醵金建立起来的。

南口潘氏聚居的寺前村，是一条背山面水的乡村，雄踞于该村背后的群山，尚为濯濯童山。既不利于保持水源，更不利于燃料的供给。先生有鉴于此，回乡后特组织群茂公司，广耕山地，实行植树造林，派专人管理。不三四十年而村后纵横十余二十里的的荒山野岭，竟化为一片郁郁苍苍的大松林，由此而水源充足，族人的燃料供给问题，亦得到大部分解决。 当时的南口乡间道路，悉为“晴香炉，雨酱缸”的泥土路，而在寺前村村前，却出现一条由村头到村尾，由村中心直通圩岗脚的丁字形晴雨相宜的沙灰路，很显得特别。怎么会有这样的道路出现呢？原来又是在先生倡导之下建筑起来的道路。路段虽不长，但先生勇于改革，造福乡里的精神，藉此亦可见一斑。

先生对于社会所作的贡献，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拓荒创始”四个字。即其所从事的社会事业，多半是始创性的，而且是有关利及后世，益溥群伦的百年大计事业。如在南洋，为了团结广大华侨而成立的中华会馆，他是始创人之一；为了开辟华侨教育事业而成立的中华学校，他也是始创人之一。又为了使华侨子弟在头脑中有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先生不辞劳苦地亲自率领一批有史以来第一次回国就学的华侨子弟到南京暨南学堂（暨大前身）接受祖国文化教育；在家乡创办新式小学，使原本教育落后的南口乡开始进入文化之域；植树造林，大兴山利，使一大片荒山野岭成为苍翠的松林，兴建道路，使泥泞乡道成为晴雨皆宜的康庄通路；大力扶掖青年，或使之习商，或使之学工，使南口潘族人才辈出，华宇相望。先生被誉为南口潘族走富裕道路的带头人。所以先生资力虽非甚雄厚，然其声名却能倾动遐迩，至今尤为识者所称道者，其原因就在此。